澳前总理：中美10年危险期，要尽快找到潜在战略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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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克文系美国亚洲协会会长、澳大利亚前总理，本文刊于4月19日参考消息智库微信公众平台。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后十年维护和平，政治环境可能最终改变，战略思想也可能在更广泛的全球挑战中发展演进。

乌克兰传出毁灭和死亡画面，无数难民纷纷逃离这个国家。眼下，世界当然都聚焦这种恐怖，聚焦很多人一度认为21世纪绝无可能的事情：在欧洲发生大规模现代战争。但是，在这个严峻时刻，就更有必要仔细思考，重新冷静评估地缘矛盾加剧导致的其他潜在冲突构成的危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美中战争的风险。我们这个时代的有用教训在于，这种情况不再不可想象。眼下，随着美中力量对比发生变化，21世纪20年代似乎要成为决定性的十年。两国的战略家都知道这一点。对北京和华盛顿以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来说，21世纪20年代将是危险的十年。如果这两个大国能找到一种共存的方式而不背离各自的核心利益，世界将因此变得更好。如果他们失败了，另一条道路则存在爆发战争的可能，其破坏性可能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在乌克兰看到的情况——而且正如1914年一样，将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方式改写未来。

战争完全可以避免

在美中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已经来到这样一个节点：严肃的分析家和评论家越来越认为，某种形式的危机、冲突甚至战争现在不可避免。这种思维是危险的。我们如果认真研究，就会发现，外交史的好处在于，因为谈论危机而陷入危机的风险真实存在。战争不可避免的论调占据主导地位，相互妖魔化程度提高，公共政策应对（微妙地）从预防战争转向准备战争。1914年，欧洲各国梦游般地走向战争，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应该是一个有益的教训。在我看来，战争绝非不可避免。我们并不受制于历史上某种深层次的、想象的、不可逆转的力量。最有机会避免战争的办法是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战略思维，筹划一个美中两国能够竞争式共存的世界，哪怕相互威慑强化这种持续的对抗。事实上，如果我们能够在今后十年维护和平，政治环境可能最终改变，战略思想也可能在更广泛的全球挑战中发展演进。届时，领导人或许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将合作置于冲突之上，以应对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关乎生存的全球挑战。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在不毁灭彼此的情况下度过当前十年。我从18岁起就开始学习和研究中国，先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主修汉语和中国历史。我曾以不同的外交职位在北京、上海、香港和台北生活工作，在大中华地区结交了许多朋友。我欣赏中国的古典文明，包括其非凡的哲学、文学和艺术传统，以及在后毛泽东时代使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摆脱贫困的经济成就。我在中国生活过，同样也在美国生活过，对美国和美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我非常清楚两国之间的差异，但我也看到双方都有伟大的文化价值观，包括对家庭的热爱，中国人和美国人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以及由理想和勤劳推动的生机勃勃的创业文化。

每根支柱都有裂痕

要了解美中关系，任何途径都避免不了学术和文化偏见。尽管我接受过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的教育，但我不可避免地、毫无悔意地是一个西方人。因此，我属于西方的哲学、宗教和文化传统。我担任过总理和外交部长的国家100多年来一直是美国的盟友，积极支持美国在二战废墟上建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继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从未接受过这样一种观点，即与美国结盟意味着自动遵守美国政策的每一个要素。面对华盛顿的施压，我的政党澳大利亚工党还是反对越南战争以及入侵伊拉克。对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失败以及美国社会中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我也并不满意。美中关系的现状是一段漫长而有争议历史的产物。几个世纪以来，互不理解和猜忌成为反复出现的主题，接下来的往往是夸大的希望和期待，而这些希望和期望在不同的政治和战略需要面前纷纷破灭。过去150年来，双方都把两国关系的失败归咎于对方。按照狭义的观念，现代中美关系一直依赖共同的经济私利。在另一些时候，这由面对共同敌人时的共同目标支撑：最初是苏联，“9·11”事件后是好战的伊斯兰主义，但程度比前者有限得多。最近，中国和美国对全球金融稳定和气候破坏的影响产生共同的担忧。人权始终是一个潜在的摩擦点。长期以来，经济、地缘战略和多边支柱等各种支柱共同作用，以一种相对稳健的方式支撑着两国关系。但在过去十年，每根支柱都出现裂痕。美国人对中国文化典籍、文字、古代伦理观念和当代共产主义领导力缺乏了解，这可能使他们对这个新崛起的全球领导地位对手感到不确定和不信任。

“修昔底德陷阱”隐现

不信任的裂痕多年来不断扩大。华盛顿不再相信中国所说的“和平崛起”。华盛顿声称无意“遏制”中国崛起，北京对此并不认同。中国认为美国发动的贸易战是旨在让中国经济陷入瘫痪的协同行动，美国对华为的打压则是为阻止中国的技术进步。北京把华盛顿坚持在南中国海为自己及盟友主张航行自由，解读为对中国主权水域的敌对干涉。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总结：“正是雅典的崛起以及这给斯巴达人带来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以此为出发点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他解释道，这是“一个新兴大国扬言要取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时自然出现的不可避免的扰乱”。艾利森研究多个历史案例得出的模型显示，出现这种情况时，战争的可能性也更大。从许多方面来说，修昔底德陷阱的许多因素在当今美中关系中都已存在。比较容易想象，一系列事件发展变异为美中之间某种2.0版的冷战，接下来又可能引发热战。例如，黑客可以破坏对方的基础设施，从管道、电网到空中交通管制系统，造成潜在的致命后果。美国有承诺保护的亚洲盟友，而中国的雄心则与这些联盟对立。虽然北京军事现代化和扩张的主要目标一直是为日后台湾的突发情况做准备，但在美国看来，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海军、空军和情报能力对美国在大印太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军事主导地位，构成大范围挑战。

找到潜在战略出路

从道义和务实的角度，中国的朋友们和美国的朋友们都有义务去认真思考这个世纪国际关系中最棘手的问题：在认识到美中力量关系变化的同时，如何维护我们在过去3/4个世纪里获得的和平与繁荣。我们需要找到潜在的战略出路，至少是护栏。这可能有助于维护大国之间的和平，同时维护基于规则的秩序的完整性，这样的秩序自1945年以来一直支撑着国际关系。借用列宁的提问：“怎么办？”作为第一步，双方都必须留意对方会如何解读自己的行动。我们至少必须注意，双方的政治文化、体系和精英如何解读彼此的战略语言、行动和外交信号。然而，把共同的战略素养提升到新水平只是开始。接下来必须要做的是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建立一个联合战略框架，要能够完成三项相互关联的任务：第一，围绕如何处理彼此战略红线（例如在台湾问题上）在原则和程序上达成一致。如果不经意间越过红线就很可能导致军事升级。第二，相互确认全面战略竞争被认为是新常态的领域——外交政策、经济政策、技术发展（如半导体）。第三，界定既承认又鼓励持续战略合作（例如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域。当然，这一切都不可能单方面推进，而只能通过双边方式。与所有此类协议一样，魔鬼在于细节以及执行。这样一个框架不取决于信任，而将完全依靠每个国家已经部署的复杂的国家核查系统。这种联合战略框架无法防止危机、冲突或战争，但可以降低这些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当然，这也无法阻止一方对另一方资产发动有预谋的秘密攻击，作为彻底违反框架的一个举动。但是，一旦发生海上、空中或网络空间的意外事件，联合框架可以帮助防止冲突升级或使之降级。我并不天真地认为，达成一致的联合框架就能阻止中美两国制定针对对方的战略。但是，在经历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濒死体验”之后，美国和苏联最终商定了一个框架来处理双方令人担忧的关系，避免走向共同毁灭。当然，今天的美国和中国也有可能采取同样做法。正是出于这种希望，可控的战略竞争这一概念才应运而生。当然，世界其他国家大概都欢迎这样一种无需被迫在中美之间二选一的未来。这些国家大概都更倾向于这样一种全球秩序：各国无论大小，都对其领土完整、政治主权和繁荣之路抱有信心。他们大概也希望世界的稳定得到一个运转良好的国际体系的支持，这个体系能够应对我们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这些挑战。中国和美国之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将决定这样的理想是否仍有可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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